访谈：《高考1977》深入东北 把当地群众逼疯

[提要]《高考1977》剧组深入东北农场拍摄一段特殊时代人民特殊的生活状态，在恢复高考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怎样的动人故事？剧组深入东北外景地，为何让当地群众叫苦连连？ [我来说两句]

　　黄锐：4月3号当天可以跟大家见面，讲讲这部电影，这也算是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来做的这样一部电影，其实关于这方面的题材也挺多的，第一个问题先问一下导演，您怎么想到会用高考这个角度切入到这个主题当中？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

　　江海洋：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片子和文章确实不少，但是聊起当年高考的事这是第一部，电影电视在此之前都没有，只有一些纪录片，那是在2007年有过的。道理很简单，我就是当年77届、78届的大学生，我就是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受益者。所以我们如果不拍的话，我觉得有责任，因为这一段历史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而且很多人的命运是随着我们国家的命运而改变的。

　　黄锐：所以您决定选择用高考的这个角度来切入到作为电影的一个切入点，实际讲述的还是关于在那段时间那段岁月里面所有的人对于电影和对于民族以及对于那个时代的纪念。当时你写这个剧本或者剧本确定下来之后您自己最先想到这个电影的构架是什么样子？和您现在拍的样子是一样吗？

　　江海洋：基本上一样。其实写《高考1977》可以从各种角度去切入，也可以写在城市里的一些人，也可以写在工厂里的一些人，但是我们选择写在农村的一些人。因为当时来说青年主体是在农村，而且农村的人也迫切需要改变命运，所以考试对于农村人来说非常迫切，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角度。

　　孙海英：我参加高考的时间段比较复杂，当时部队团里不让我去，我说想高考，那时候77年以前要走后门的，领导干部亲戚什么的能去，我们这种没后台的一般去不了。那个时候叫做工农兵大学生，得有关系的，反正得领导说一下点头才能去。我后来赶上高考的时候正好我在团里受重用，那时候我还蛮用心的，团长找我谈话说听说你要去高考，我报名报的是上海戏剧学院，他说不行，因为你有工作，你现在团里的台柱子，用你的时候一定说你是台柱子。当时他这句话把我迷惑住了，一下子就吹晕了，当时我很年轻20多岁。我想，台柱子？算了。还说了一句华后面补了一句话，上什么大学？你现在都可以当大学老师了，这不害我吗。这样我就被他的两句话哄住了没去，心里还有一个愿望，希望到哪儿测试一下自己的文化基础是不是没有忘记，还是十几年没有接触过，我好多年没有接触过，文化课我后来几乎学得很差。1972年的时候我后来学了两年几乎是半退学状态，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在农村，回到城里以后73年当兵了，77年这也就五六年文化课知识已经非常荒了，几乎生了，去测试一下，参加了考试，我还拿了介绍信去的。说你干吗去？一定要测验一下我的水平。干吗？我要去考大学，测试一下，不去，但是我希望你能同意我去考。最后还是给我开了介绍信，因为必须要有介绍信，报名费没有问题，五毛钱。介绍信特别重要，一定要有单位的介绍信，没有介绍信考场都进不了，你要拿介绍信拿到准考证，拿到准考证交了钱，哪天考试得提前去。那时候参加考场很激烈，我们电影里面写算盘珠那场戏，换算分数那天，我们的考场就那么大。

　　黄锐：你们考场坐多少人？

　　孙海英：上千人，各地情况不一样，有的地方是教室，有的是大考场，因为必须得这样通过这样一个考试，但是这个考试是非常非常残酷的。因为没有地方让这些人考试，太多了。

　　黄锐：我记得77年的时候那个数字是570万人参加高考，之后可能人数会更多。

　　江海洋：77届、78届加起来是1060万。

　　黄锐：但我想那个时间考试没有时间准备对吗？

　　江海洋：其实77届和78届中间只差了几个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参加考生最多的一次考试，一千多万人考试。尤其77届，知道消息可以考到最后考试当中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今天跟你讲考试，你可能难以想象那个时候人们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听说谁都可以考试是一种什么心情，用一句很不恰当的话，你们大家去吧，满地都有钱了，你说那种激动，盼了11年，那个时候觉得个人有希望，同时也觉得国家有希望，我们的日子好了，我们的苦日子熬出头了。

　　黄锐：讲了很多那个年代背景的故事，周显欣跟我一样在听前辈们说这些故事的时候，内心那种感触应该是特别不同的，你又是剧中的演员。

　　周显欣：因为这部电影还没播，相信电影播了，年轻人通过电影思考到很多，但是现实环境中我们谈论此事的时候，我觉得也应该有一些思考，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苦难的经历，为什么他们通过这种改变能够让我们今天去感受到他们的那种不容易。

　　黄锐：周显欣这句话也确实是，这部电影虽然讲的离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我在内有一些遥远，但实际上有一点很重要，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一定会对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有一个提醒，哪怕是一点点小小的警示或者对生活上态度的提醒，都非常重要。

　　江海洋：你这个话问的很好，本来我在拍这部戏的时候创作的时候其实没有更多想现在年轻人会接受到什么程度，毕竟是30年前的事，我曾经把这些事跟周围的人讲，有些人年轻人问我你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电影，而跟我同龄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多拍一些这样的电影，同样是两个问题，我无法做答这样一个问题。昨天的一个现象恰恰回答了这个问题，昨天我们在北京献映场子里是满的，我没有想到一部电影在放映的过程当中观众会鼓掌而且是数次。结果今天又得到一个消息，因为那个场子两千多人，因为我们是献映不是正式公映，因为拷贝只有一个，结果下午放完以后大概是学生传出去了，这个片子，有好多人在电影院里哭了，不是我们这些年纪的人，是年轻人。昨天主要对象是首都和北大的大学生，结果在晚上北大又向我们提出能不能再加映一场，结果两千多个位置一票难求全部满了。我今天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非常高兴，我对比我小的下一代人过去可能有偏见，觉得他们可能不会喜欢这部片子，但是从昨天的情况告诉我，他们也知道，父辈的艰辛，他们要看这部电影。一部电影能够赢得年轻人，第一使我始料不及，第二使我由衷感到高兴，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孙海英：我本以为这部电影非常难以让人们理会的，因为很多东西是那个时代的，那个时代有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的一些事情。一些阶级划分、文化纷争，要文化还是不要文化，那个时代正好在风头上邓小平决定了这个国家一定要开放，开放首先要搞教育恢复高考。如果没有这个决定，不要讲现在的生活到这个程度，也不要讲现在我们几年以后的飞速发展，也不要讲很多人能够跟国外互通有无，所有的人能够留洋国外一千多万中国人知识分子回国为国效力，这些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也不可能今天有在这里坐到专门搜狐网站的演播室，不可能有这样一个环境，让你坐在这里很坦诚地互相说这些话题，回顾32年前那个风风雨雨那个真实历历在目的场景。我和导演我们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我们对那个时代深有感触，不像你现在。现在听到有很多很多年轻人喜欢这个电影我很高兴，正因为高考这个题目，《高考1977》在名字上让人感觉是高考很累人的一件事情，现在的青年人是很抵触的。那个时代32年前我们正是青年的时候，我们想考又考不上，没有这个机会的有很多人，一千多万当时最后才录取了56万人。那一千多万人怎么办？找很多很多的道路还是去寻求知识，学了很多函授，后来我也考了函授，也考了函授，中文函授教育我也考了，虽然第一次考试是正经考的师范学院，虽然我是军人还是考了一下，后来还是考了函授，在函授大学里面我们接受了函授教育。各种方法来寻求知识，因为我们深知这个国家和民族没有知识是多么可怕是没有盼望的一个国家，那个时候知道没有一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