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莎：袁老师在说执着于戏剧道路的艰难，我想问一下你为话剧认为做的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除了卖房子卖车？

　　袁鸿：没卖过车，卖过房子，那个不算什么，本来生活那时候觉得房子那么远，每天回去夜里12点多了，早上8点离开，房子对你来说是没用的。

　　莎莎：你觉得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

　　袁鸿：其实没有做过太疯狂的事情。杨婷觉得有吗？

　　杨婷：我一直在想，其实我们说袁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袁鸿就是一个小愤青。别人要推一个房子，但是这个房子你其实不应该推，有些人为了从中牟利，袁鸿就是躺在推土机前面的人。

　　莎莎：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们有这样的想法？

　　杨婷：其实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这样的想法，他就是这样的人。

　　袁鸿：其实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都说演出要钱什么的，2000年我们做《格瓦拉》没有什么钱，朋友好心赞助了三万块钱不到，要演三个城市，还要管20多个人的车票吃住都要完成，我们在广州的大剧场里面演出，我们那个剧组拎着道具、服装，最重的刀具是铁链，过北京站检查的时候警察惊了，这么粗的铁链，并且还是我一个人拎着。我们做演出要搭好各种平台，我们去各种地方借，你没有预算，到工地脚手架和钢管有没有可以借，结果广州没有那种东西，有困难找部队，就去找到军区的文工团话剧团，我们看上他们院里面停的老式解放牌卡车，把这个卡车开到台上不就解决了平台的问题，又是战争环境又是军车，结果车开不进去剧场，后来又到仓库里面翻出机关枪等等，但是舞台上还是平的。我们是参加演出的20多个剧组里面最穷的一个剧组，后来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我说你现在干什么？我现在什么都不做。你以前是做建筑师吧？还有没有工地？有一个在大学里面的工地，没有完工但是一直在纠纷的。我马上去看一下，结果看到有很多木板，广州的气侯非常湿润，湿淋淋的，拉了三车回来，带着土往剧场里面，人家剧场不干，一定要弄进去。要有更质感的东西，结果看到报纸上说三元里火车站要换枕木，一百年来的枕木不要了，马上就去了。

　　我们彩排那天之后给帮忙的工人发钱，我认为我有生以来最感动的，他们看完我们的彩排，这些工人全部不要钱，有的是50块，有的是80块，真的不用，非常客气，这些人晚上一起请我，他们AA制请我宵夜。

　　莎莎：谁说话剧的观众只有白领可以看，工人也可以看得懂。

　　袁鸿：话剧不会分文化和经济收入的，好的戏任何人都能够来分享。

　　莎莎：现在有一些观众他们觉得花一百块钱两百块钱看一场话剧不太值，不如看一场电影。作为导演的杨婷怎么看？

　　杨婷：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观众是需要培养的，上次有一个以色列的戏《安魂曲》过来，以色列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但是基本上有四分之三的观众习惯就是要走进剧场看戏的。你说我们人口这么多的国家，地大物博，观众是需要培养的。袁鸿还有其他人一直致力于话剧培养，从大学生开始，或者小学生开始，大家有一个过程。可能过二三十年他们就会觉得习惯了，他去剧场看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且现在确实真正好的戏剧不是特别多，有些人是很盲目在做戏，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或者是名或者是利，是很盲目做戏，所以需要有一些规划的。

　　莎莎：现在市场上还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很多人做戏会请主持人、歌星、影星，一些模特，二位觉得这样是一个好的现象还是不好的现象？

　　袁鸿：好也不好，双向的。

　　杨婷：我上次做《大大大明星》等于全部都是电台的主持人来做的，原来也会觉得可能他们想再拓宽一下自己的路子，除了主持之外看能不能涉足于表演。其实在我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其实我发现不是说上来就排一个戏，不是说一个月排戏拿来演，先上了半年的表演课训练，训练了半年之后又拿出四个月的时间排一个话剧，可能是一个态度问题。

　　袁鸿：有几个人会像杨婷这样。

　　杨婷：包括主持人他们自己也要有这个心态。